一個月前，我的羌族老友毛明軍告訴我一件關于羌族的大事：一部12卷本的巨著《中華羌族歷史文化集成》，今年七月中旬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縣正式發(fā)表。我對此巨著的編輯書寫早有耳聞；多位我的羌族朋友直接或間接參與此事﹐以文字﹑口述或照片影像貢獻他們的本土知識與觀點。這部叢書的各卷內容包括：歷史、語言文字、文物古跡、山川勝覽、非物質文化遺產、建筑、民俗、民間信仰、史詩、文學、醫(yī)藥、藝術，可說是一部羌族歷史文化的百科全書。如此巨著能在三年內編成，實非易事，對此我十分佩服參與規(guī)劃及貢獻心力的諸位先生們。略翻閱了幾冊﹐許多內容對我而言都十分新穎﹔它們或是近年來才經田野采集而得，或由古釋比唱經中譯解出來，更有些是羌族民眾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新創(chuàng)。我將由此獲益良多。然而對于這樣廣泛、充實的內容，且許多都超過了我的知識范圍，我實難作任何深入評論。因此以下，我僅以自己多年來從事羌族研究的經驗與心得，來說明青藏高原東緣高山深谷間的這個人口只有三十來萬的民族，一個少數(shù)民族中的少數(shù)民族，在民族、歷史、民俗與文化上的重要性；藉此推介這部叢書的成就，以及期許有更多這一類的文化工作能得到大眾的關懷與支持。
1994年-2003年之間，我曾多次到阿壩州的羌族地區(qū)作田野考察。那段時間我得到許多羌族朋友的幫忙，如毛明軍、周吉祥、王澤元、董正壽、王樹全、周發(fā)成、余耀明、汪友倫等，他們中多人都在本叢書的編委或專家名單之中。事實上，他們不完全是協(xié)助我進行田野考察；更準確地說，應是我們結伴進行考察，各做各的工作。這是因為，他們原來便對本民族語言、文化的搜集整理很有使命感，此時更因一項編羌語詞典的工作（由周發(fā)成組織及主持）讓大家聚在一起；下鄉(xiāng)采集羌族語言、文化材料是他們此工作的一部份。我便是在此時刻，以及在此機緣下，經常和他們一同探訪各溝羌族村寨。經常整個暑期，我們由一個寨子轉移到另一個寨子，由一條溝到另一條溝。這便是后來讓我受益匪淺的 “多點田野”。然而這不是我預先規(guī)劃的研究策略，而可說是我被羌族朋友們拖著走。因為各地羌族語言、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差異；他們希望在這些差異中找到一些共同或核心因素，譬如某種核心語言因素，以判斷哪兒的羌語宜于作為標準羌語。而我，逐漸傾向于注意為何各地羌族間有這些差異，試圖理解這些人群間的語言、社會與文化差異的意義。
便是如此，我進入青藏高原東緣這個充滿多元差異的奇妙世界，一個富藏奇珍的學術資源寶庫。同時或早于我的田野考察，不少語言學家如孫宏開、黃布凡、孫天心等，以及幾位美、法學者，長年在本地搜集語言材料；他們也認為這是研究人類語言多樣性及其演變的“伊甸園”。后來我在哈佛大學一個植物學圖書館中發(fā)現(xiàn)，更早，約在19世紀末，哈佛的植物學家們在探訪本地區(qū)時也驚訝于這兒的植物多樣性。不僅是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區(qū)，這神奇的地域包括整個青藏高原東緣的高山縱谷地帶，由甘肅南部至云南西北部。然而一個無法避免的趨勢為，這種曾廣泛分布的村寨社會文化在逐漸消失之中。為了及時記錄這些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2003年-2012年間，我將自己的考察重心移至羌族西鄰大渡河上游的嘉絨藏族以及其南的涼山彝族地區(qū)，廣泛搜集各地村寨社會的文化習俗、歷史記憶及社會組織等數(shù)據(jù)。
多年來我也努力闡發(fā)這些學術寶藏的價值。早在2000年-2002年，我曾與王士元、李文雄等院士共同執(zhí)行一項關于 “中國民族起源與形成過程” 的研究計劃，希望透過語言學、生物遺傳、社會人類學之跨學科合作，解答當今中國各民族的起源、分化等問題。雖然各分支計劃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在針對議題的跨學科對話方面缺乏共同基礎，因而這計劃只執(zhí)行兩年便結束了。此后幾年由于對青藏高原東緣豐富的人文社會情境了解漸多，讓我相信這一地帶是跨學科解答人類遷徙、社會發(fā)展、族群分化的絕佳場域。
2010年，我以 “青藏高原東緣人類多樣性及其歷史過程” 為主題，邀集幾位各領域學者，如語言學的孫天心院士、遺傳人類學的金力院士、考古學孫華教授等，舉行了一個小規(guī)模的跨學科工作坊會議。會中，學者們皆由其專業(yè)觀點，認為青藏高原東緣各族群中蘊含許多人類古老的語言、基因與社會文化因素，加上其多元性，因此是探討人類族群起源、遷徙、分化與社會演化的絕佳場域，宜于在此進行跨學科合作研究。然而由于大型跨學科研究計劃在執(zhí)行上有許多困難，此事沒有后續(xù)進展。
無論如何，我在研究中一直受惠于當年做的羌族社會文化考察，也努力讓世界知道這是全人類珍貴的社會文化遺產。譬如，我于1990年代的采訪口述錄音中，有許多是說明本地人由來的 “弟兄祖先歷史”。事實上，全球各地（包含中國）古文獻及民間傳說中都常見這種弟兄祖先故事，但它們都被人們視為神話或鄉(xiāng)野傳說而被忽略。我在拙著《羌在漢藏之間》中說明，羌族材料可以讓我們解讀它們在人類生態(tài)上的意義，以及了解我們熟悉的 “英雄祖先歷史” 及其對應的人類生態(tài)。另一個例子是，我在各地羌族村寨搜集的有關 “毒藥貓” 之神話傳說、集體記憶與個人經驗。毒藥貓是指一種會變身為動物來害人或以指甲下毒的女子，這些故事與西方女巫傳說十分相似。我們知道16-17世紀歐洲曾發(fā)生嚴重的獵巫審判風潮，數(shù)萬人（多為女性）被當作巫處死，對于發(fā)生如此嚴重暴力的原因學者們有很多的解釋，唯獨缺乏資料來了解當時的山村社會——這是許多獵巫案最早暴發(fā)的地方。我在最近的著作《毒藥貓理論：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一書中，便以羌族毒藥貓資料來解讀歐洲近代初期的獵巫風潮，并希望藉此能對人類此種普遍的集體暴力有深入的理解。
以上所述都是希望大家重視這部叢書，以及重視羌族地區(qū)及整個青藏高原東緣各民族文化遺產的搜集、保存與研究。若能對此工作有進一步建議，我希望除了系統(tǒng)性的搜集、編寫與出版這樣的資料叢刊外，在此工作過程中搜集的原始資料應作良好保存，特別是對民眾的口述訪談錄音。這是最珍貴的材料，人們生活在社會文化之中，因此社會文化會以密碼的方式鑲嵌在人們的口述數(shù)據(jù)里。另外，許多村寨早已無人居住，2008大地震之后被棄居的更多，趁著許多人還記得，訪查及建立各溝村寨基本數(shù)據(jù)（如寨名﹑內部小地名﹑地盤神名﹑家門等等）十分必要。因為 “村寨”是羌族傳統(tǒng)文化過去活生生地被人們實踐的地方，有了村寨數(shù)據(jù)，后人才能完整解讀被保存的這些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王明珂）
